明 王仲玉《陶渊明像》（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郑雄

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中以“疏凿手”自任［1］，对汉魏至唐宋的重要诗人与诗派发表了许多精到的见解，既是其诗学思想的直接表达，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文献。长期以来，学者对之多有疏解，但犹有未得畅达之处。如其四：“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2］根据论者解释，第三句典出陶渊明《与子俨等疏》：“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3］但所言皆止于“白日羲皇上”，而对陶文“北窗”变为元诗“南窗”的现象则未能做出回应［4］。虽也有学者尝试探讨［5］，但其论说总是未能尽惬人意。

事实上，在中国古典诗文中，源于陶渊明而分别以“北窗”“南窗”意象为代表的两个典故［6］，长期被独立使用。一个证据是类书条目设置。如《佩文韵府》有“北窗”条［7］，《岁时广记》有“卧北窗”条［8］，而《古今事文类聚》有“高卧北窗”条［9］。又如《韵府群玉》有“南窗”条［10］，而《卓氏藻林》有“倚南窗”条［11］。另一证据是诗意图及相关题写。如北宋赵干绘《北窗高卧图》，宋高宗为其题诗［12］。文徵明绘《南窗寄傲图》，高士奇亦有所题［13］。晚近孙德谦遭逢辛亥革命，请顾鹤逸绘《南窗寄傲图》以抒其志，亦引发众多名流共鸣题写［14］。

概言之，典故及其涵义来自典源中的部分信息，并在运用中渐获接受。可以说，伴随典故生成的是个较为肯定的涵义，而两者的结合则可谓是作者与读者间的一种“默契”,即其既是前者可略过解释而引用的前提，也是后者可借以解读文本意涵的密码［15］。但历史地看，事物总在不断发展与变化，典故也不例外。更重要的是，涉及典故的读写者主要是士人群体，他们身后还有着丰富的文化背景与士人心态。因此，上述“肯定”并非意味着固定不变。首先，来自双方“默契”的结合方式，便是典故及其涵义生成中的不稳定环节；其次，士人的背景与心态也时常驱使其打破常规，以求得更适于当下的表达。以上诸因素的作用场，便是典故生成演变的动力，前述元好问诗用典问题即由是而生。

钟嵘称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16］，正是在渊明手上，将“北窗”“羲皇上人”及“五六月”“凉风”“卧”等组合起来，形成一个与其晚年隐逸状态相关，而指向忘怀得失、适意自得趣味的意象群［17］，并在后世凝定为一个常用典故［18］。所谓“羲皇上人”指“远古真淳之人”［19］，故“北窗”典故与上述趣味的衔接，即是由“五六月”“北窗”“凉风”“卧”所携生理舒适感，向“羲皇上人”所指心理愉悦感的转移来达成。

有学者指出：“唐代诗人普遍醉心于陶渊明代表的隐逸文学理想，并喜爱借用陶渊明诗文中的辞章典故。”［20］故“北窗”的典故化便始于唐人。如卢照邻“还思北窗下，高卧偃羲皇”［21］。岑参“有时清风来，自谓羲皇人”［22］。或是“北窗”与“羲皇（上人）”并列，或是“凉风（清风）”与“羲皇（上）人”同出，皆重在表现闲适自得之趣。再如李白“清风北窗下，自谓羲皇人”［23］，杜甫“看君用幽意，白日到羲皇”［24］，则是借用“北窗高卧”称赏他人性情。而“宁辞园令秩，不改渊明调”的钱起［25］，也有“不厌晴林下，微风度葛巾。宁唯北窗月，自谓上皇人”之句［26］。元好问在诗后自注：“陶渊明，晋之白乐天。”［27］虽说此语“异议较多”［28］，但白氏为唐人宗陶的代表当属无疑［29］。其诗如“暑月贫家何所有，客来唯赠北窗风”［30］，“袒跣北窗下，葛天之遗民”［31］，亦由前述意象入手，以呈现适意自得之趣。

宋代是陶渊明文学史地位确立的重要时期。翁方纲称：“白公五古上接陶，下开苏、陆。”［32］其中，苏轼不仅是宋人慕陶的代表，也是促成“渊明文名，至宋而极”现象的关键［33］，而其诗便常用“北窗”典故。如“一枕清风直万钱，无人肯买北窗眠。”［34］“北牖已安陶令榻，西风还避庾公尘。”［35］又如“清风徐来惊睡余，遂超羲皇傲几蘧。”［36］“只应陶靖节，会取北窗凉。”［37］陆游喜用“北窗”的程度较苏氏更甚，如其诗中便有“午睡觉来桐影转，无人可共北窗凉。”［38］“北窗合是羲皇上，已置临风八尺床。”［39］又有“北窗睡起摩挲眼，更觉清风直万金。”［40］“更着高安竹根枕，不妨专享北窗风。”［41］

此外，宋诗的“北窗”用例尚多。如梅尧臣“尝闻晋高士，时偃北窗风。”［42］黄庭坚“陶公白头卧，宇宙一北窗。”［43］又如邵雍“始信渊明深意在，北窗当日比羲皇。”［44］米芾“微风北窗卧，真可上羲皇。”［45］这里略为举例，已然可见其范围之广，而细检诸诗也可知，其运用与唐人无甚差异。

宋代以降诗歌亦是如此。金诗如赵沨“数篇东皋诗，引我北窗睡。”［46］史肃“纸本功名直几钱，何如付与北窗眠。”［47］元诗如程钜夫“何似茂林修竹里，陶家一枕北窗风。”［48］程端学“南山隐几爽气佳，北窗高枕清风足。”［49］明诗如费元禄“北窗箕踞羲皇上，一卷茶经检夕阳。”［50］程通“深院无人夏日长，北窗高卧拟羲皇。”［51］清诗如陈鹏年“是谁领取北窗趣，居然自谓羲皇人。”［52］陈大章“北窗元有地，准拟对羲皇。”［53］

综上所述，陶渊明“北窗”在唐宋时代完成典故化，并存在颇为稳定的用法。即以“北窗”“羲皇上人”为主，“五六月”“凉风”“卧”等为辅，并指向闲适自得之趣。而士人在用典时，还常加入“东篱”“五柳”等陶氏意象以辅助表达。

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卷八，国家图书馆藏

陶渊明“南窗”出自《归去来兮辞》“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54］，并同样在唐宋时代完成典故化。然而，“南窗”与“北窗”又有差异。即相较后者典故化的单一路径，“南窗”存在两条典故化路径，由此生成涵义略异的两个子典［55］。

“南窗”的典故化路径之一，是从“倚南窗以寄傲”取义。所谓“寄傲”指“寄托高傲怀抱”［56］，而与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事迹相关［57］。正如凌云翰所言：“偶向南窗倚暮秋，寄情宁复傲公侯”［58］，士人运用“南窗”，大多意在呈现上述事迹所指向的傲世怀抱。

较早用例有吴融诗：“不傲南窗且采樵，干松每带湿云烧。”［59］已将“南窗”与“（寄）傲”相联系，用以表达远离世俗的趣味。李商隐也有：“日暮柴车，莫追于傲吏。”［60］这里的“日暮柴车”出自《归去来兮辞》“或命巾车”［61］，以及江淹拟陶诗“日暮巾柴车”［62］，则“傲吏”便主要指曾“见用为小邑”［63］,而有傲世之怀的渊明［64］，不过文中仅言“寄傲”而不及“南窗”。冯浩也称其“言无以为家，不能高隐也。”［65］

更多用例来自宋人，略举如下：

四例皆以“南窗”“寄傲”为主，而以其他旨趣相近的意象为辅，且根据后者的差异还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前两首，诗中的“东篱”“巾车”等皆来自渊明。一类是后两首，其中的“北山”与“采薇”，分别指向周颙之“初隐”［70］，以及伯夷叔齐事迹。显然，这一子典在唐宋时代的用法无甚差异。即以“南窗”“寄傲”为中心，重在呈现傲世之怀。同样，我们也可将两者视为该子典的核心意象。而诗人取用“南窗”“寄傲”之余，还会加入旨趣相近的意象，以扩大表达效果。

元刻本《笺注陶渊明集》卷五，国家图书馆藏

“南窗”的典故化路径之二，是从“审容膝之易安”取义。需要指出的是，“容膝”来自《韩诗外传》［71］，并指向淡泊性情，而《归去来兮辞》则属较早用例［72］。但渊明的意义还在于，将自己的性情志趣注入“容膝”中，遂对其意蕴有所充实。

更值得注意的是，原文“南窗”统摄着上下两句，而渊明将“容膝”与“南窗”挂钩，不仅将前者意蕴传递给后者，也为句中的“寄傲”设置了前提。正如刘仁本所言：“知足故身不辱，无他故志不降，可以绝俗傲世、保身全节尔。”［73］其人固可抱持傲世之怀，但此状态得以维持，实有赖于“容膝”背后的知足心态。换言之，“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之义，只有在两句勾连陈述中方得完整传达。但在前述子典生成中，众人皆着眼于“倚南窗以寄傲”而不及“审容膝之易安”。仅从前句出发，固可为“南窗”赋予“寄傲”涵义，但若同时关注后者，则结果或许不同。吕本中诗：

北宋宣和三年（1121），吕氏“丁母忧，返阳翟，过京师，经新郑”［75］，此诗即其过京师时作。渊明自序有：“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76］可见吕诗与陶文背景存在某种一致性，故所述也立足于渊明归田之事。而根据“欣然倚南窗，谓此可容膝”诸语则可知，诗中用“南窗”典故即从“审容膝之易安”取义，重在表现其淡泊性情。

再以周必大诗为例：“早遮西日觅王官，晚倚南窗审膝安。亹亹清风挥麈落，纷纷苍雪着笙寒。花前白酒倾云液，竹里行厨洗玉盘。江月上时凉意足，四弦三弄泻惊湍。”［77］这是一首赠人题室诗，首联的“南窗”也从“审容膝之易安”取义。且从后文的挥麈倾杯、戴月乘凉等描述看，所凸显的皆是对方的知足心态。当然，宋诗中的类似用例亦不少。如陈师道“愿借湖山容膝地，为令松菊寄吾衰。”［78］傅察“蜗舍不容膝，烦歊局寝兴。岂惟倦束带，絺绤犹云憎。”［79］又如李纲“南窗审容膝，归去学鲵桓。”［80］洪刍“北阙书休上，南窗膝易安。”［81］在“南窗”“容膝”之外，或增以“松菊”“束带”等陶氏意象，或辅以“鲵桓”典故［82］，或将其与“北阙上书”对举［83］，而其旨趣大抵皆在前文分析范围之内。

同样，我们也可将“南窗”与“容膝”视为该子典的核心意象。此外，由于两者同属“南窗”典故，故共享着“南窗”意象，而具体区分则主要依靠“寄傲”“容膝”等的差异。

以上便是陶渊明“南窗”的典故化路径及其两子典的生成情况，唐宋以后的用例，与此基本一致。前者如赵孟頫“闻君南窗下，寄傲乐无穷。”［84］马中锡“东皋舒啸南窗傲，早晚泉明是我师。”［85］后者如方回“来年七十身犹健，容膝归欤亦易安。”［86］陆文圭“南窗小容膝，卧对红葵榴。”［87］

前文大略论证了“北窗”与“南窗”的典故化路径及其涵义生成情况，可以看到，两者间不仅存在颇为明显的分化，且与此对应的还有其独特的核心意象。如“北窗”与“羲皇上人”之于“北窗”典故，“寄傲”与“容膝”之于“南窗”两子典。

宋人有“作诗有用事出处，有造语出处”之说［88］，朱自清曾据以探讨诗歌主旨与典故的“多义”现象，又称其有主从之分［89］。这一现象在“南窗”典故中也有明显呈现。考察唐宋以来用例可知，在分别取义于“倚南窗以寄傲”与“审容膝之易安”的“南窗”两子典中，无疑应以前者为“主义”而以后者为“从义”。且宋人又有“南窗何似北窗凉，寄傲来风各有方”［90］及“南窗寄傲北窗卧，买断清风不用钱”等句［91］，明人也称：“到处不如归去好，南窗寄傲北窗眠。”［92］即在他们的眼中，“北窗”重在表现卧眠与凉风带来的闲适自得，而“南窗”则旨在寄托士人的傲世怀抱，这与前列诗意图的呈现状况也是一致的。

虽说“北窗”“南窗”典故的分化状态长期存在，但随着时间推移与引用日增，在同出渊明的两者间也生出浑融形态。具体表现便是，各自统属意象的截搭使用。相关用例或始于唐末，陆龟蒙诗：

所谓“跂脚”指仰卧时跷起脚，与陶文中“卧”的姿态一致。但与前述“北窗”“羲皇上人”的组合有别的是，这里出现“南窗”与“羲皇（世）上人”的搭配。当然，也有支持陆诗并非浑融用例的证据。如明嘉靖刻本《万首唐人绝句》亦收此诗，而“南”作“东”［94］。《全唐诗》正文作“南”，而字下注：“一作东”［95］。更重要的证据来自宋刻本《文苑英华》所载王绩《答冯子华处士书》，文中引渊明语曰：“盛夏五月，跂脚东窗下，有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96］“东”下注：“一作北”［97］。即以通行本陶集为参照，在唐宋人所见《与子俨等疏》文本中，“北窗”亦有作“东窗”者，这样便与陆诗异文对应。

更明显的用例是余靖《送邓秘丞知德安县》：

此诗或作于北宋明道二年（1033）秋，时余靖迁秘书丞，而邓氏则由秘书丞出知德安县［99］。作为赠行诗，前两联从对方的交游、政绩言及“知德安县”事，后两联则主要是宽慰语。然如颈联所示，有宽慰则必有抱怨，其间隐然存在着两种心态的冲突。面对此类冲突，最佳调解方案便是，借助实现仕隐转换并以“南窗寄傲”及“北窗高卧”为人所知的渊明事迹。且对方即将赴任的德安与渊明家乡柴桑同属江州，亦是获取这一精神资源的便捷渠道。或许为了经此达到宽慰对方之目的，余氏用了个“应”字，将本该分属“南窗”与“北窗”典故的“寄傲”及“卧”“北窗”等化合起来表达。

 清 石涛《陶渊明诗意图册》（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再如杨时《病中作》其一：

该组诗共四首，题下注：“南京”［101］。考察杨时经历，应当撰于北宋大观中任职南京（今河南商丘）敦宗院期间［102］。根据其二“过檐赫日昼如燔，睡转庭阴始一反”［103］，可知杨氏居于南室，即诗中“南窗”所指。虽说诗题为“病中作”，但所传递的情绪并不消沉。即在“此身如幻病何伤”之外，又有“莫道过门无子祀，时来鉴井自跰跹”［104］及“石弹不妨随物化，自求鸮炙自应便”诸语［105］，运用“子祀问疾”等典故［106］，以示自己对于疾病与生命的通达理解。病时身居南室，固能使人想起“南窗”典故，但同出渊明而包含“羲皇（上人）”与“卧（梦）”在内的“北窗”典故，及其蕴含的忘怀得失、适意自得之趣，当也令此时的杨时萦怀不已，故他亦在诗中将两者浑合用之。

此外，浑融两典故的用例尚多，且以“北窗”典故与“南窗”典故“主义”的结合为主。如王安石“岁晚北窗聊寄傲，蒲萄零落半床阴。”［107］李吕“寄傲北窗缘底事，只应真趣少人知。”［108］又如张鼐“东篱把酒飧落英，南窗醉卧羲皇人。”［109］景星杓“南窗有佳兴，吾亦谓羲皇。”［110］即便在和陶诗中也存在部分用例。如李纲“膝横五弦琴，试鼓南风曲。寄傲北窗下，便觉此生足。”［111］薛季宣“浮云翳青空，油然起无心。寄傲北窗下，骤雨落疏林。”［112］

那么，应该如何理解“北窗”与“南窗”典故浑融现象？笔者拟从文学史上的类似问题入手，尝试对其原理进行分析。

首先，可以王昌龄《出塞》用典的争议为例。王诗云：“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113］诸家分歧主要在“但使龙城飞将在”句。众所周知，“飞将军”为李广名号，其镇守北方之事备载《史记》《汉书》，但到达龙城的却是卫青［114］。由此产生用典与典源不完全契合的现象，进而引发诸多争论。

较早尝试疏通这一问题的是王安石，其《唐百家诗选》将“龙城”改为“卢城”［115］，但却未说明依据。而对之进行解释的则有阎若璩：“王少伯《出塞》诗‘但使龙城飞将在’，遍阅《文苑英华》，凡十数本并同，惟宋椠本王荆公《百家诗选》‘龙’作‘卢’。或者颇以为疑，来质余，余曰：‘卢’是也，李广为右北平太守，匈奴号曰‘飞将军’，避不敢入塞。右北平，唐为北平郡，又名平州，治卢龙县，《唐书》有卢龙府，有卢龙军。”［116］以为李广任太守的右北平郡在唐时为北平郡，治所在卢龙县，而“卢城”即是“卢龙城”的简称。由于王氏未交代改动依据，在无其他佐证的情况下，根据时人评论［117］，我们只能判断他有臆改之嫌。至于阎若璩所言，根据正史记载，汉代右北平郡有“县十六”而无“卢龙”［118］，唐代卢龙县在汉时为辽西郡肥如县［119］，则其以唐代地名解释汉人典故，显是犯了“过尊宋本之失”［120］。李云逸也称其“似是而非，未可遽从。”［121］相较之下，马茂元之说更可取：“这里的‘龙城飞将’，是把两个典故合成一个名词，指扬威边疆，保卫国家、民族的名将。”［122］而持论一致者尚有富寿荪、李云逸等［123］。

宋刻本《王荆公唐百家诗选》卷五，上海图书馆藏

其次，可以古今学者对于文学史上一个重要问题——古人边塞诗中描述地理方位、距离与实际不符的现象——的相关讨论为例。这一现象在南朝诗中便已出现，颜之推曰：“文章地理，必须惬当。梁简文《雁门太守行》乃云：‘鹅军攻日逐，燕骑荡康居，大宛归善马，小月送降书。’萧子晖《陇头水》云：‘天寒陇水急，散漫俱分泻，北注徂黄龙，东流会白马。’此亦明珠之纇，美玉之瑕，宜慎之。”［124］顾炎武同意此观点，并将该现象视为“文人之病”［125］。卢文弨则将两诗不惬当处一一指明。［126］当然，也有持见不同者。如王利器便谓两诗“所侈陈之地理，皆以夸张手法出之”，故颜氏之说“未当”［127］。上述现象在唐代更为明显。程千帆曾基于地理沿革的详细考察，结合古今中外文艺理论中有关创作突破客观现实、规律的内容，对此做了一番精彩纷呈的论证，他的结论有：“唐人边塞诗中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乃是为了唤起人们对于历史的复杂的回忆，激发人们对于地理上的辽阔的想象，让读者更其深入地领略边塞将士的生活和他们的思想感情，而这一点，作者们是做到了的。古代诗人们既然不一定要负担提供绘制历史地图资料的任务，因而当我们欣赏这些作品的时候，对于这些‘错误’，如果算它是一种‘错误’的话，也就无妨加以忽略了。”［128］

虽说两个案例的探究角度略有差异，但其间隐然存在联系。即无论从性质归属还是意义导向上看，在被混用的人物典故或方位、距离与现实不符的地名之间，皆存在着某种一致性。其中，虽说“龙城飞将”一词分别指向卫青与李广典故，但他们皆属西汉抗匈名将，在王昌龄混用典故的背后，乃是欲借其“暗讽唐世边将不得其人”［129］。而边塞诗人不顾地理方位、距离的实际，则是欲利用它们共有的边疆属性，唤起读者的历史记忆与地理想象，以达到传递其间人物生活与情感状态之目的。

以上分析皆可为我们理解“北窗”与“南窗”典故浑融现象提供启发，具体可从两个路径展开讨论。

一是诗歌抒情功能、人类情感特征及典故生成方式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尽管诗歌有多种功能，但首要者仍在表达情感。且因人类情感丰富多端而易于变化，遂使得负责捕捉信息的诗歌语言中存在较大的变数空间。而用典作为常规修辞手段，虽也有着较为肯定的涵义与颇为稳定的意象，但其生成与组合主要依靠读写者的默契，本无一定之律可言。以上因素相结合，在某些情况下，作者对于相关典故便只能因时制宜而随施其用。

二是“北窗”与“南窗”典故映射出的，包括陶渊明的人格气质、性情志趣在内的诸多信息及其精神魅力。虽说同出于渊明的两者已分化为统属意象与涵义有别的典故，但无论是蕴含适意自得之趣的“北窗”，还是分别指向傲世怀抱与淡泊性情的“南窗”，本质上皆在呈现陶渊明式士大夫形象。即对外表现为不趋同流俗的处世态度，对内则保有淡泊知足的自处心理，以及对闲适生活的自觉追求。换言之，它们恰似生发于同一根柢上的两支树干，虽说外形还略有差异，但在根本处实为一体。

概括地说，正因“北窗”与“南窗”典故共同承载着包括陶渊明的人格气质、性情志趣在内的丰富意涵，故历代士人的浑融运用，便集中体现了他们对于两者一并塑造出的陶渊明式士大夫形象的推崇与向往。在这一需求驱使下的情感表达与修辞呈现中，对于两者既有意象及其涵义的运用，常常难以绝对区别，实则也不必区分得那么清楚。

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1945年燕京大学哈佛燕京社刊印单行本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其四是浑融“北窗”与“南窗”典故的著名用例，但其属性乃是一篇陶诗论，而与一般抒情发感者略异。因此，想要讨论诗中的浑融现象，除了前述分析之外，还需将其置于历代陶诗论中去看。姑且再将全篇列出：

全诗包括两个部分：前两句算是诗风论，后两句则属人品论。两者共同呈现了元氏对于陶渊明及其诗歌的基本看法。

作为论诗之作，作者核心观点在前两句中已然表达完毕。故施国祁注便仅着眼于“天然”二字，并引用《韵语阳秋》“欲造平淡，从组丽中来，落其纷华，然后可造平淡之境”及“平淡而至天然，则善矣”诸语［130］，以标举超越“组丽”与“平淡”的“天然”之境。郭绍虞也着眼于前两句，认为其体现了元好问“论诗重自然之旨”，并盛赞其论度越南朝以降批评家，“更为概括，故后人亦视为定论”［131］。相较前两句对作者核心观点的揭示，后两句主要发挥辅助作用，即以渊明人品之卓荦绝俗，佐证其诗风自然真朴超越时侪。

当然，元好问的阐说也有理论依据，即文品、人品统一论。而自南朝以来，便常借此探讨渊明诗文。《诗品》曰：“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132］所谓“人德”即是人品，而“文体省净”等，正是钟嵘眼中与“质直”人品对应的诗风。萧统则谓：“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133］同样称道渊明诗文的“不群”属性生发于其胸怀“旷而且真”。

明弘治十一年李瀚刻本《遗山先生文集》卷十一，国家图书馆藏

根据这一理论评判诗文，则其标准不再是才思技巧，而在人品性情。且以钟嵘、萧统之说为标志，一套堪称标准的陶诗论框架已然确立。对此，可以王叔岷所言概括：“陶公人德与诗品相称，人德第一，诗品也第一。钟嵘，萧统二氏把陶公的诗和人德并称，可谓卓识。”［134］这一论说框架在南朝以降批评史中不断延续。以元好问之前的宋人为例，陈师道谓“渊明不为诗，写其胸中之妙尔”［135］，杨时称“陶渊明诗所不可及者，冲澹深粹出于自然”［136］，朱熹也说“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137］，皆是撇开才思技巧，而直击陶诗映射出的淡泊胸怀与自然妙趣，并据此将其视为不可及者。

想要实现文品、人品统一自是很难，这毋宁说是种理想状态。元好问对此也十分清楚，故其论潘岳称：“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138］但如前所示，在历代批评家眼中，最接近的乃是陶渊明。或许在这个意义上，元氏才会接受上述陶诗论框架［139］。而且，这样也较易理解“南窗白日羲皇上”何以出现在第三句。即根据这一框架，在前两句后，便需引入关系渊明人品性情的内容作为辅助。而在此前已被反复运用的，浑融“北窗”与“南窗”典故以呈现陶渊明式士大夫形象的做法，便极堪借鉴。

在《论诗三十首》末篇，元好问自嘲是“撼树蚍蜉自觉狂，书生技痒爱论量”［140］。刘咸炘则曰：“词旨深婉，诗家公案，多在其中，颇足供讨究。”［141］根据相关研究来看，《论诗三十首》的艺术成就与理论水准，已然获得普遍称许。故在讨论金元诗歌与批评时，该组诗一直是学界难以回避的对象。而且，其四不仅是元氏诗论的代表，亦是历代陶诗批评的名篇。

朱东润称《论诗三十首》为“遗山经营惨淡之作”，并谓其“论诗大旨”概在其中 ［142］。综观组诗的批评，几乎将此前近千年间最重要的诗人与诗派一网打尽，自非作者之惨淡经营不可得。然而，其中或隐或显，亦可见元好问对前代遗产的继承。即就其四言之，既借鉴了唐宋以来浑融“北窗”与“南窗”典故的做法，亦延续着定型于钟嵘、萧统的陶诗论框架，以输出自己的批评观点。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